初读孝经便有不满，唐玄宗的注本，邢昺的疏，叙述很有特点。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科学，经验，宗教的统一。我们看注疏：仲尼居，曾子侍。注疏认为孔子要讲孝经，无端则不能发，所谓出师需有名，曾子乃七十弟子中孝顺第一，因此，借曾子侍坐这一机缘敷衍孝道。这种解释，仔细一想，颇有目的论或者阴谋论的感觉，甚至而言有神道之托的感觉。这种叙述方式在西方我们能够在圣经中颇能明显感受到，比如某约翰问某问题或者做某事，它的解释是不是约翰自己所做而是上帝启示之所做。还有例如撒旦化蛇引诱夏娃摘食禁果，按照解释是上帝暗中启示，撒旦引诱夏娃，既然属于上帝之阴谋，而上帝又岂可堂而皇之为正人君子冷面叱喝夏娃亚当并将其驱逐出伊甸园？此种叙述模式导致的矛盾在上帝启示犹大出卖耶稣以及安排耶稣受难等等事件上再次表现出来。另外在佛教的经书里面我们也可以读到这种叙述模式，某僧人问释迦某问题，释迦的解释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僧人自己的解释，并赞扬他的疑问是会惠及众生的，另一种解释就是释迦会说这个问题乃因缘所生非僧人自己的意愿要问题，是注定众生托这位僧人之后所问，这种问题自然会很严肃，当然功德无量了。 

至此，我们要读书的意思便是，孔子这件事是历史，并不是宗教传说也不是神话传说，也没有被神化。这是个历史事件，既然是历史事件，孔子闲居，曾子侍坐本是件极偶然是事件，或许孔子喝足了茶水看看曾子这个弟子是自己所有弟子中最孝顺的，于是动动念头，产生了一种冲动以及欲望，借此机缘将自己数十年学术研究成果向曾子教授一番。于是便有了孝经，因为孔子有研究，曾子有基础能听懂能最好的接受老师的学术成果，机缘巧合之下而已。历史便是历史，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揣测，更不能用一些神神叨叨解释不清的外力来阐释历史，然而这却是中国注疏中很容易存在的问题，在周易的注疏中也明显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将历史（严格来说是一种科学）与宗教混合在一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未形成真正的科学的原因。 
哲学上，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特点比较容易陷入宿命论或者目的论，什么事都是有所事前划定的目的，什么事都是有所托，这就丧失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历史事件的偶发性随机性。有些时候在微观上我们也能看出主体是有自由意志的，问题是主体所想的，但是在宏观上我们则发现主体的自由意志将要服从一个更大的自由意志所制定的目的或者意图，或者要服从一种莽莽无始无往的因果洪流，这个主体的自由意志便要屈于人下，其相对的地位的绝对性便丧失。人最终并不是自由的主体，服从于一种预设之上的主体，人便不再是人了。 
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模式并不是主体，它只是一种附带的方式，不是主要的，毕竟它有宗教的气质和性质，但它毕竟不是宗教，它们从来也不是指涉彼岸世界，这种模式叙述完毕便立刻转入此岸世界的论述和描述，彼岸及此岸，此岸的极致便是彼岸，因此，要达到彼岸世界，必须要从此岸世界着手，此岸世界做好了，自然过渡到彼岸世界，并且彼岸世界是后来者，与此岸世界关系不到，所以至始至终重点都是在此岸世界。 
孔子先说先王治世，上下和睦，百姓和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是孝啊，为什么会是孝呢？因为孝这个东西是最高的道德，真理的关键啊。孝使君臣百姓如此，曾参你能理解吗？曾参说小子无知怎能理解？孔子接着说孝是道德的基本，人的行为举止没有比孝还大的，所以是德行的根本，教化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端的。 
儒生可没有那么笨，孝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中国文化没有孤立存在的东西，当然主流文化里没有。即使是道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瞬息万变，人无法掌握，只能感受，某种程度上道的存在基本上等于不存在。五教，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可以说儒家的学说是存在这个体系之类，这是个基本，相互支柱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里说这是个基础，因为儒家将天下类比于家庭，当然在封建或者奴隶社会这种见解很正常，但是正常并不意味着正确，儒家这种思维模式是正常人的思维模式却也是极错误的，国家是国家，家庭是家庭，它们当然有自身存在所具有的特定的某些关系，但是将国家类比成家庭或者将家庭类比于国家都是错误的，夸大了其中的相似性而忽视了差异性，或者在古时候国家的模式基本脱胎于家庭，还不太复杂，跟家庭的生产生活模式及类似，造成了国家就是一个大大的家庭的误解和幻觉。问题是即使这个幻觉再逼真毕竟还是幻觉不真实的，而儒家在这一点上却当真了，但是我们不能绝对的说古时候的就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国家与家庭的本质区别，或者这种见解某种程度上也逐渐发成为主流的见解，因为在儒家对家庭与国家的关系解释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种简单粗糙且幼稚的直接套用和类比，而是认为人在家庭中的行为习惯影响人的其他关系，将家庭中人的关系的行为习惯抽象化，普遍化，固定化，推广到其它的人际关系上面，从而从人的基本生活单位-家庭推广到了一个大社会民族的存在单位-国家。统治者当然希望这样解释他们政权的合法性，那些内核正确却被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加工之后蒙上错误外壳的知识就这样被一般大众接受，这就是意识形态。 
发乎情止乎礼，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莫不如此。但是在解释为何发乎情的时候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有些解释，医家可能解释的最好，当然这些解释也是脱胎于中国上古对自然界观察和实践所得积累而起的知识，不过我们现代人对这些解释显然不能满意，因为其中掺杂太多的原始思维模式和巫术成分。并且即使是对“发乎情”有所解释，我们仍然看出中国人没有脱离出中国人那种善于比附并将这种比附扩大化的思维模式。运用自然现象和基础的一般人能够观察到的自然规律来解释，并且深挖对这些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思考和进一步认识，这就脱离了本来就并不是很正确的已经认识到的自然规律，甚至于脱离了物质的这种自然。当然我们并不能就完全否定这种比附的解释就不能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理，它自身内部还是存在一种规律性，注定要得出某些符合自然规律的知识，但是我们要说这种知识的获得难以详细解释，难以打破沙锅问到底，难以在分合合分的模式中完好的保持自身的相对持久的稳定性以及合法性。 
正如胡塞尔在其著作中将中国这种文明称为“经验的”，是的，我们更强调实践，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交互特点以及相互依存依靠影响等，因此辩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模式，某种程度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地域自然环境产生了中国大地上的人种，这种人种生活在广阔的陆地上，以耕种生活，这种经济生活模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因为团结合作作物产量高，自然则是不必太在意的因素。由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生产的实践方式则更强调经验，几乎没有太多形而上的东西，而且对形而上中国人也会点到为止，并以对实践是否有影响这个标准来制止对形而上的深入探讨和追问。不过魏晋时期倒是有很大的发展，不过那也是政治迫害之下的逃避，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变态的而非正常的发展形而上，更何况祖先知识积累的先天不足以及为跳出传统思维模式，形而上虽有较大发展，而相对欧洲而言，中国的形而上简直就是一盘什么都掺杂进去表述异常模糊的大杂烩。 
发乎情更多的要考量自然的因素，而中国最缺乏的就是最自然的形而上的研究。所以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是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止乎礼强调人的因素，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实践中发展的一套行为方式，这正是中国人最为擅长的东西，即伦理。发乎情，情已发，根据这种情，制定一套基础的人与人的行为方式，使这种行为发生既能符合自己的感情而且符合对方以及周围人的感情，并且控制感情的过度以免伤害到别人的感情。而着手点便是那些能引发人产生感情的事，对这些事以及做这些事的方式度量上进行加工，使其规范化精致化细腻化，既能使人不产生或者尽量少产生不好的情感，另一方面促使多种好的 并且适量的好的情感。在这种事情上下功夫，正是中华文明早熟的表现。 
而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就是家庭，当然一开始并不是家庭，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家庭这种较为成熟和稳定的模式，而且此时人也开始有足够的智力从生存的生产中解脱出来来看看自己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这个时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家庭，就像小鸡小鸭出壳第一眼看到会移动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自己的母亲。惯性思维便是比附，谁都会比附，将国家比附成家庭中西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中国之早熟确实将比附运用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比附一切而忽视对差异性以及原问题的深入研究。家庭可以引申为国家，国家可以化简为家庭，帝王是这么认为的，普通民众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儒家看到了这其中存在的相似性和联系性，着手对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着手研究以及规范。 
将家庭里成员的关系哲理化，深刻化，这是典型的特征，最大的特点确实无条件的普遍化，家庭里成员的行为习惯是可以推及成员与家庭外人的关系，但这并不是无条件推及的，并且儒家这里有点机械论的感觉，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他怎么对待人，那他对待所有人都这样，这显然不是这样的，欧洲以及中亚等国家家庭成员的关系与朋友关系同事关系显然可以做好很好的分离和平衡。为什么选择孝，我个人认为，在家庭关系中以中国耕作经济模式来看，团结协作是最好的生存方式，所以家庭成员各种关系都要和谐，而涉及到具体某种关系时，父子关系是最重要的，母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是一种隐形沉默的存在，在某些时候挥发作用，大多数时候都是无言的。父子关系意味着家庭权利的承接问题，家庭财产管理权属于父亲，儿子要获得父亲的认可得以继承家庭财产和管理权必须要得到父亲的认可，而子当然可以硬夺，父亲也可以不给自己挥霍掉，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人温和的天性。父亲不管是理智还是生物本能，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必须要将自己的苦心经营的一切最终给自己的儿子，在这点上倒是很符合动物的生存法则，一代传一代，下一代世上一代的延续，继承上一代的劳动果实，就是所谓的传统。为了使儿子顺利的和顺的获得继承，为了让父亲心甘情愿地将财产传递给儿子，实现这种双方都满意的方式就是儿子吃点亏学习父亲那一套，父亲见儿子学习自己那一套真不愧是自己的儿子，孝自然显得尤为重要。和谐的经行权利的更替，这很符合中国人的性格，问题是一点出现问题，这种制度便经不住考验，儿子单方面的孝顺，父亲利用儿子的孝顺延缓自己交权的时间，延长自己享受至高权利和利益的欲望，或者儿子以孝为借口阳奉阴违挖私自将还属于父亲的财产转到自己帐下，这些时候孝就是帮凶，虽然孝经里也讲了诤臣诤子，百讽而一谏，这种述说方式说了也几乎等于没说，就像汉大赋一样被杨雄贬斥。靠贤人制，依靠所有人道德约束自身而不依靠集体参与的非人化的制度管理，这种方式在柏拉图的手里就已经被否定了。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注为父母全而生之，当全而归之。有一种逻辑，认为子女是父母的财产，这里我倒是很疑惑，我不是疑惑子女为何会成为父母的财产而是困惑到底事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成为某一个人的财产。我隐约的感受到这背后是一种强力，根本无从说道理的强力，起源于原始社会，谁是强者谁就制定规则，弱者就必须服从由强者制定的规则，当然这也并不是绝对和全部，从一般人说一种自然和逻辑的温和的方式也是普遍存在的：你播种耕作收获，粮食是你的财产，别人抢就是非法非正义。这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这在人类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强力也存在并且能隐蔽更难以察觉也在最根本上起控制作用。子女称为父母的财产，自己当然不能私自损毁自己，如同你不能损伤别人的财产一样，你不是你自己的你是你父母的，你没有权利对自己动手动脚。这点却极其类似奴隶，臣子也是奴隶，这点在文字学上的起源也是毫无争议的，最终极端的案例便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不是说诤子诤臣吗？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百讽一谏的东西基本等于无用，强力是最后和最终的堡垒和保障，强者就是强者，弱者就是弱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 
一种理论，不管它如何如何地宣称自己能怎样怎样的解释世界，实践是最终的裁判。将这种理论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对待它，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发现理论不能成立的案例。这样才能发现理论的有效程度和局限性，才能发现这个理论的疆土领域以及边界，当然有些理论实践起来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代价，所以应该以理论推导是适当的点到为止的实践相互参照来验证理论的有效性，这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 
父母全而生之，当全而归之，这个多么像你从别人那借了某样东西用完之后你就应该完好的还给别人，所谓完璧归赵。是的，某种程度上，对于别人以及一般事务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行为规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父母生出了你，无论你肉体以及精神的成长更大的依赖于你自己，虽然在物质上很大的依赖于父母的供养。你是一个在人这个层面上自由且独立的个体，你就是你自己，不拥有肉体不拥有灵魂你还拥有什么你就不是一个人，甚至你什么都不是。而事实上你还是你自己，说明你拥有你自己，你的肉体和精神是合一的是统一的，只不过因为惯性和强力你将自己的拥有权被父母夺去，其实他们根本夺不去谁也夺不去你就是你，他们所谓的夺取控制权只不过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控制，是一种幻觉。 
儒生肯定不会用强力解释，因为这太赤裸裸的专制和暴力，无论什么人感情上都不会同意。儒生的解释是，因为感念父母生了你，你不要私自干有损自己身体和名声的事，因为如果你干了，不仅毁损了你的身体和名声也是对不起你的父母也是毁损了你的父母，其实这背后的逻辑还是以我在上面解释的道理为基础。如果不是那种原始而来的逻辑，以现代人的逻辑，你是你，你有你的自由意志，你干了事情是你自己的事，跟父母没太大关系，虽然说家教是一部分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能扩大化家教的影响，毕竟你有你的自由意志，你为你自己做主，你的身体也是你自己的，没必要对谁负责。 
当然我们也要说，你还是不应该干一些毁损自己身体和名声的事情，毕竟影响到你的父母，但这种情况的基础是情感，是自然基础而不是什么形而上的或者什么高尚的道德，既然是自然就是可以顾及也是可以不顾及的，它是相对的，不是永远恒定不变的，有就有，无则无。 
侍亲侍的好就能侍君侍的好，在古时候那种人是之下大多是的确如此，而来哲学上还是犯了无条件绝对的将家庭类比为国家，这是错误的。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他们喜欢用一套理论言辞将所有东西无论贵贱高下都串起来，就是宣传在普天之下什么都是相生相克息息相关，这个倒是符合自然规律，但是儒家会引申，利用这个一般人都可亲可感的也可以说是较为正确的客观规律一步步引申出自然中还是有高低贵贱，用一套言辞理论“辩证”地最终引申出人的高低贵贱，天子之为天子是有道理的，诸侯之为诸侯是有道理的，你为平民或者贱民以及要服从侍候天子诸侯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呢？就需要从头说起，从这个世界存在的自然规律说起，终于一步步把你迷惑了，你也认可了以为你自己理解了终于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责任了，没生在王侯将相家只能怪天或者怪命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套最具迷惑力，最具杀伤力，所以鲁迅说中国文化就是培养奴隶和奴隶主的文化。那些个理论看似极其有理，实则根本说不通，正像现在很多的伪科学一般以及宗教理论一般，极具诱惑力和迷惑力，一般人根本辨别不出，只得落入陷阱。这点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非常小心的提防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不要落入它们的圈套还浑然不知。 
孝经正式的第一章标题为天子，前面有一章叫开宗明义，儒生所谓通贵贱，正如我前面所说，先用一套理论把什么都串起来，表面看大家都是共同的平等的，话还没说完，接着就表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出来了，于是天子变为正式章节的第一章。白虎通可谓中国文传统文化传统思维认识之集大成，除了比附就是比附，早熟显然不成熟，并且最终很难再正常的成熟，就像那些所谓的天才班的学生一样。 
这一章的思维基本还是由此及彼，有我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记得有人说过，老吾老之后才能老别人的老，这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中间存在着断裂而不是顺承。爱亲者不敢恶于人，说实话我根本不理解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联系这个逻辑怎么说得通？你爱你的父母，这很正常，但是你怎么能爱别人的父母呢？自己的父母可以忍受，别人的父母及时类比为自己的父母但是自己的意识中还是始终将他们认作非己，到达底线时，还是可能伤害别人的。当然在道德律中也可以算是说得通，不过这倒是要涉及各种利害关系，可能是功力的，不是什么所谓的高尚的神圣的道德，怎么说呢，就是前面所谓爱父母你的身体名声是属于父母的，没有权利伤害自己的身体和名声而最终伤害到父母的情感以及名声，你伤害了别人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和名声就不算爱父母了，所以你爱你的父母就不能恶于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主义可以说占绝对优势，道德律充斥儒家文化，当然存天理灭人欲毕竟是极端的时候而且也相对读书人而言。另外中国人又很现实，在理性主义的道路上，如果不顾其它形而上的一路向前推进，最终得出的恐怕就得有一个绝对理性的唯一的存在，例如西方的上帝。当然中国也有上帝，就是天，但这个概念与西方的神上帝截然不同。中国的上帝更原始更自然，并且一直在人格化与非人格化之间摇摆，这倒也是中国很多所谓的神啊什么的特点。中国人更倾向于实际的效果，不同于西方人的分裂，理性主义绝对推导出来的是神，它独立出来了，并且教会成了人世最大的权力机构，缺陷的人类的最高权力是帝王，他要服从于直接服侍完全绝对的神的教会。中国则不然，理性主义被自然和现实束缚，帝王与大祭司合二为一，帝王就是理性主义在人间的最终归宿，就是绝对理性绝对真理在人世间的化身。西方一直绕不出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分裂怪圈，而中国的中庸则是将理性与非理性做到很好的融合，但是我们也要说，欧洲人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挣扎中深入认识以及发展了自己，而中国人几千年几乎停滞不前。从大戴礼记中的少傅少保太傅太保的职责和任务，以及皇子所要接受的教育来看，人世间最理想的理性统统集中在天子身上。所以中国很多措施改革什么的几乎一直都是从上而下进行的。 
欧洲数次战争在哲学上产生重大影响，就是理性主义的破产与非理性主义的昌盛，其实中国几千年的王权统治也以为着理性主义的破产，不过中国人因为中庸以及道教佛教教义的影响，倒是没有表现出欧洲那样的激烈，或者其实中国根本还没有认识到理性主义的破产。当然，理性主义的破产并没有意味着理性的破产，但是将理性无条件的扩大自然是不对的了。 
孝经至此便不再讨论，主要哲学大意如上所述。我不否认孝经里面很多都是很有道理很正确的事情，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使很有道理，这些道理也要用现在的理论去解释，去重新将它们合法化，并且说清楚这些道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适用的情形适用的程度以及适用的范围。我想做到这点恐怕就是所谓的重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要补充的是关于佛洛依德的一些看法，他的性动力人格模型等学说可能只是他的一面之词，不过对于现实中的确存在的一些现象倒是很值得在这里重新解释一下。关于恋母恋父情结，我所说的是有些事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毕竟人成年以后某种程度上更强调男女这种两性的区别，恋父恋母在动物原始本能以及天性上是存在也说得通的。但是我们毕竟不仅仅是动物，我们还是人是有自己主观意识和一定独立自由意识的动物。不同的社会这些天性会得到不同的发展，有些天性可能得到抑制有些可能得到发展，恋父恋母这个西方文明中可能得道了发展，或者我们说起码没得到太大的抑制，而在东方文明中则得道了最为彻底的抑制，几乎到了消失的地步。所以对于当今不同的文明，普泛化地使用佛洛依德的理论显然是不科学的。 
再补充的是关于后现代的，后现代中语言学的地位可谓无人能比，但是我们中国的后现代对于语言学的运用似乎还不太熟练。伊格尔顿的文化的观念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后现代中语言学极其重要的显现出来的重要意义，以及主要特征。当然结构主义也很重要，不过在我看来将文学作品简化简化最终归结为那几十条的语言结构，这未免也太让人看不过去了，原型学说也是的，太简化并且难免有点宿命论的观点，政治上趋于保守或者悲观，荣格的心理学原型倒还好点，比较科学，因为他追寻的是人的心理结构，人的共同的也就是比较原始的基础心理结构。不管怎么样，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决定语言学的地位。至于解构主义，语言学就更重要了，这里不多说，上面所说的文化的观念那本书，在中国我似乎还没见到过这样类型的东西，中国的语言学似乎还不昌明，另外我指的还不是现在的语言学，那种现代的东西，有点硬生生的将中国语言套进他们所规定的框框之中，何况还有后殖民主义的嫌疑。所以我所特指的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这点很重要，学好的人很少，并且也很难，内容太多太复杂，不管怎样，我所要说的是要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字学，这里可不仅仅是我所说的后现代或者现代主义。语言文字中的意义太丰富具有可不估量的解读性与意义的再生性，并且语言中所蕴含的人文历史哲学以及科学意义都是无比丰富。